历时数月，终于读完林毅夫先生的大作，掩卷静思，脑海中不时浮现林先生忧国忧民的微笑，一口刻意想说标准的不太普通的普通话似乎隐约透露出一丝他的传奇经历，相信他现在的篮球球技应该挺好的，对他不凡的学术经历深表佩服，而他治学研究的严谨，从这本书名就可略见一斑，不取那些花里胡哨的“读懂”、“全面”之类的畅销书名，而以“解读”为名，力求理解并读取过往中国的经济数据，尝试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总结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理论，也为今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理论铺垫与辅助。
下面浅谈一下阅读此书的一些感想，留字备忘。
（全文6900余字）
（一）
林先生在谈到与张维迎教授的学术争论时，写道：
“我和张维迎教授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和杨小凯教授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讨论。这些争论实际上涉及我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验的诠释和理论的创新问题。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具有建设性，双方应该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等方面来评论对方的观点。”
私以为，
确实。
学术争论不求你死我活，不求唯一正确，但求逻辑的自洽，以及预期效果是否正向。
所以，学术讨论的关键在于，学者的研究目的为何？学者的利益归属为何？即，学术背后的学者到底为谁服务？为个人？为集体？为私利？为大义？
与林教授相比，张教授显得更憨厚，貌似老实的微笑，朴实忠顺的表象，始终难以隐藏他“学术眼镜”后面的那丝狡黠，国情他应该都理解，道理他应该都明白，
但是，他为何大力反对产业政策？为何片面强调企业家精神？其背后逻辑和利益链条，值得深思和反问，但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真理越辩越明，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之路，张教授一直嘴硬，也在一路打脸，直到现在依然矢志不渝，对于这种有利于学术竞争的反面教材和典型人物，我们作为受益的大众也是喜闻乐见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间，靡靡之音残花败柳渐显。
（二）
林先生在论述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时，写道：
“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在国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高水平均衡”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有明显的错误，先说第一个关于剩余不足的机制，它暗含的前提是没有技术变迁，或者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剩余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少。如果技术变迁非常快，剩余也可以越来越多。因此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就是没有技术变迁，却想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快速的技术变迁的原因，其大前提就是错误的，由此推得的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人口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但是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背后机制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不变和没有技术进步，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的确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假设是土地给定，但另一个暗含假设没有技术变迁或技术变迁的速度很慢却被很多人忽略了，而我们想解释的恰恰就是为什么没有技术变迁这个问题。从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出发，推出没有技术变迁的结果，这是明显的循环论证。并且，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也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劳动替代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速度。那么即使劳动力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使用机器生产还要更便宜，也就不存在以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造成技术需求不足的问题了。”
私以为，
这段逻辑推演很棒，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达到定向爆破的效果，所谓“高水平均衡”不攻自破，高水平是啥水平？均衡又是啥？犹如蛇头吃蛇尾，自拉自吃，逻辑难以自洽。同时，这个角度和方向，有助于更好的去理解马尔萨斯陷阱及历史周期律。
（三）
林先生在论述古代欧洲与中国的不同时，写道：
“在前现代社会，欧洲与中国比较起来，人口少是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新的技术以及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洋航线之上的商贸往来不断传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在工业革命的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
私以为，
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口多更有优势，人多力量大，依靠多人次的偶然试错形成经验，小范围口耳相传，可以缓慢食利多年，却无法广泛铺开，更难以形成应用连锁效应。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人口少更有优势，精英力量大，依靠科学家的主动试错密集试验，大范围迅速传播，等到积极变现之后，可继续回哺实验，则足以形成有效正向循环。
（四）
林先生在论述科技革命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关系时，写道：
“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私以为，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比较讲传统，所学孔孟之道，在明明德，所为何事，在恢复先王之道，所谓君子六艺，诗书为首，数术为末，
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尊师重教（不狷不狂，中庸最好）的约束之下，后人大都讲究师承，尽量在师傅所划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敢于突破者少，勇于创新者缺，致大多数的好奇心被束缚，大多数的发明创造被视为异端末术，久而久之，学习之人就陷入一个不断重复难以突破的怪圈，比如皓首穷经，比如固步自封，直至现在，遗患未清，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林先生还写道：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
私以为，
盈亏同源，亦同此理。
（六）
林先生在论述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时，写道：
“自生能力（viability）。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开放”是指国内与国外市场相联系，“竞争”是指没有垄断，“正常经营管理”是指经营管理没问题，“正常利润”是指市场可以接受的平均利润。”
私以为，
一个企业产生自生能力的前提，必须依托于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断生产，不断盈利，不断投入，不断进步，不断新陈代谢，逐渐形成并巩固“产研投一体”的正向循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多个企业乃至大量企业得以如此发展，则形成产业链，提高国家软硬实力，而反哺企业，形成另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企业阶梯上升，产业渐次升级，百姓安居乐业，民族团结进步，国家发展壮大，对比我兔的改开前后表现，对比前苏和现俄的处境，对比亚洲四小龙的先后发展，也可对比西方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前和泛滥后的表现，则可见一斑。
林先生还写道：
“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概念其实高度相关，但是各有侧重。第一，自生能力从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看；比较优势从一个产品或产业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来看。一个着眼于企业的角度，一个着眼于产业的角度。两者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按照严格的定义，比较优势只适用于开放的经济，而自生能力的概念不管是在开放的经济还是封闭的经济中都适用。假定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进行贸易。美国相对中国而言，人口少、资本多；中国则正好相反，人口多、资本少。两国人都要靠粮食才能生存，但美国和中国生产粮食的技术不会是一样的。在美国，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比较昂贵，一个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要节省成本，就必须使用廉价的资本去替代昂贵的劳动力，所以会选择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同理，中国则会使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自生能力的概念还是有效的。”
私以为，
姑且不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产业的比较优势的适用范围，或者优劣与否，其存在的前提和讨论的条件是个体理性以及群体理性，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和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否则无从谈起，远看中外历史之中那些打着“公平竞争”幌子的尔虞我诈、表里不一的西方强盗，近看中美贸易战时那些说着“冠冕堂皇”漂亮话，实则鬼话连篇、强势压人的强盗后人，公平与强权之争，王道与霸道之分，从古至今，亘古未变。
（七）
林先生在论及通胀及通缩时，写道：
“总之，货币与财政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的问题时，基本都是束手无策。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突然间所有的财富都蒸发掉了，每个人都变得很穷，很穷的结果就是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随后物价不断下降，投资不断减少，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期间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以此才走出了通货紧缩。”
私以为，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放水，但各有不同，以美国1929大萧条为例，
罗斯福新政在于稳定国内基本盘，以工代赈，以投资拉动必须消费，再逐步激活可选消费，然后缓慢恢复银行及股市等资本市场，从而将陷入泥潭的经济缓缓拉回；
参加二战则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源，以战养战，在安全的国内环境下，以一国之力供应全球，待二战结束渐次形成美国优先的资本导向型的美元体系，霸权逐步鼎立。
这也恰与常公的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战之前，遇上经济危机，美国不敢盲目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若引起通胀和通缩，则国内矛盾难转移，只能频繁使用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遇上经济危机，美国逐渐敢于使用货币政策，因为无论国内如何折腾，皆可以将祸水外溢，所以财政政策不够用，就可大胆印钱。
究其原因，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信用美元上位成为全球通用货币，金融帝国主义美国闪耀登场，后面的历次危机，无需大战，只需印钱，不够，可以加印，所谓QE，所谓MMT，所谓剪羊毛，盖因于此。
（八）
林先生在论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时，谈到政府行为，写道：
“要研究一个政府的行为，就必须从最高领导人的目标以及政府中多层委托代理的信息和激励安排来入手。”
私以为，
类似战争，领袖意志与首长决心固然重要，全盘考虑战略高度，拟订战术角度方向，层层传递至基层战士，如此才能，聚如一团火，聚是满天星，能屈能伸，能打胜战。
（九）
林先生在回忆已故杨小凯教授时，写道；
“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因此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私以为，
当年若不登高望，谁信东流海洋深。
回头再看，不胜唏嘘，世纪之交，大部分人，包括学者，大体都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以西为根，唯西是从，缺乏自信，缺少自尊，没有信仰，难以自洽，无法自强。所谓跪久了，膝盖总是弯着的，脑袋总是低着的，眼中只能看见西式的，抬起头来往前看，对于“跪族”，真的很难。
林先生还写道：
“我不知道12年后的今天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我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以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
私以为，
老年人，老顽固嘛，估计即便到了现在，杨教授的某些观点应该还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林先生对于张维迎教授的观点评述，写道：
“维迎等人之所以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
私以为，
因为利益决定行为，行为反映利益，他的屁股就是歪的，胳膊肘是往外拐的，只为稻粱谋。
林先生论及政策改革的与时俱进，写道：
“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在不断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保护和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行改革。那些通过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大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私以为，
面对变化，与时俱进，突破自限，创新理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树立的使命任务。
对于张教授的观点看法，林先生进一步写道：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私以为，
张先生算不算一叶障目，难见森林呢。我感觉不太像，这种以偏概全的狡黠表达，可能更说明他为某些不良商人代言，被人绑架，遭人裹挟，吃人口软，拿人手短，不德不说，也算优点身不由己吧。
对于张教授，还有一段写道：
“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R&D）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时，维迎回答：“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他的辩驳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难以令人信服。”
私以为，
张先生，真敢说，张嘴就来，真不怕贻笑大方啊。
最后，林先生在谈及科斯对于中国缺乏理论创新时，写道：
“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自己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两百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科斯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我国学界需要放弃一看到我们的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去对号入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自己提出解决办法的思维模式呢？”
私以为，
一直以来，经济界乃至知识界，话语权被人把控，学术体系受制于人，表达欲不满的中国学者，或鹦鹉学舌，或沉默不言，希望多些林先生这样的敢做敢想的真学者，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潜心研究，逐渐拿回属于我们的话语权，慢慢提炼出中国经济理论，点亮自己，照亮别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铺平理论道路。
标签： 解读中国经济读书报告 解读中国经济电子书 解读中国经济 读后感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