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份，加拿大渔业和经济领域专家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我国沿海渔业的调查报告《Sink or Swim: The Future Of Fisheri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挣扎还是放弃抵抗：中国东海和南海渔业的未来）。

该报告的作者包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海洋和渔业研究所(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及其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的教授拉希德·苏迈拉(Rashid Sumaila)。

我国的南海和东海是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商业捕捞海域，渔业整体贸易价值在1000亿美元左右，如果南海和东海的渔业出问题，那自然不是个小问题。

抛开政治因素谈渔业，不得不说，我国沿海渔业确实正在面临非常大的崩溃风险。除了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高强度捕捞外，我国的沿海渔业，特别是处在热带的南海，正在受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冲击。

西方的这份渔业研究报告，以生态学为根据的科学推算模型，推算气候变化及过度捕捞对鱼类生物量以及东海和南海渔业收益的影响。高强度的商业捕捞叠加愈演愈烈的全球气候变暖，使得我国沿海渔业的危机日益加剧。

南海的鱼要“热死”了

主要说说我国南海。按照苏迈拉博士的说法，南海热带水域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更加严重，鱼类的耐热能力或已经到达极限。而且更要命的是，我国南海部分地区的海水变暖程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如果按照极端气候变化的轨迹推演，我国南海海域的平均水温将上升2℃，在捕捞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到本世纪末，南海主要商业鱼种和各类无脊椎动物的生物量将减少90%，每年的渔业收益预计将减少超过115亿美元（约合733亿人民币）。

如果按照“温和”的气候变化推算，即平均水温上升1℃，那么南海渔业的预计收益也将减少30-70亿美元。

研究报告特别提到了我国南海水产的消费重镇香港。香港在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上的地位几乎无可匹敌。除了本身就是高端海鲜的消费大户外，这几年更是大陆高端市场的“中转站”，每年有95%的水产品都来自进口，而且每年高端水产品的进口额更是冠绝天下。

虽然南海是我国四大海域之中的渔业资源“硕果仅存”的海域，但在近几十年的高强度捕捞的摧残之下，也是疲态尽显，特别是高端水产品，早已无法满足香港这个海鲜“黑洞”的需求。

所以，南海渔业的“衰弱”和我国高端海鲜市场的崛起，就给澳大利亚、厄瓜多尔和非洲西海岸各国的龙虾、石斑鱼和海参等高端海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进口条件。

如今，南海的金线鱼、石斑鱼、龙虾和鲷鱼等常规海鲜虽然仍然是香港海鲜市场不可或缺的存在，可随着气候危机不断加剧，这些海鲜到本世纪末也将成为海里稀有的鱼种。

再来简单说说东海。因为东海不像南海那么热，危机感似乎也没有南海来得那么强烈。

在相同条件下，东海主要商业鱼种的生物量的下降幅度要比南海小不少，只有20%，有一部分原因是海水温度升高，导致南鱼北迁的缘故。

如果假设气候变化比较温和，即到本世纪中叶，海水温度上升1℃，而且东海的商业捕捞量能够下降50%的话，那么到本世纪末，东海的渔业资源量反而能增加20%。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控制捕捞量，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致命”的鱼粉

这份报告除了担心气候危机外，还有高强度的商业捕捞，特别是用来生产饲料的鱼粉捕捞渔业。西方专家认为，为了应对未来的崩溃危机，我国必须尽快控制捕捞量，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贼难。

为了应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我国的沿海地区在近几十年里发展起来了庞大的水产养殖业，可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渔业资源的压力。

如今，我国十大海水养殖鱼类（按产量由低到高排列）依次是：大黄鱼、海鲈鱼、石斑鱼、鲆鱼、鲷鱼、美国红鱼、军曹鱼、鰤鱼和鲽鱼，清一色都是肉食性鱼类，要养殖它们，就必须有动物性饲料，海里的小鱼小虾首当其冲。

所以，我国是全球五大鱼粉生产国之一并不让人意外，而且我国生产的鱼粉根本不够自己用的，每年还得进口140万吨左右的鱼粉。2019年，我国自己生产的鱼粉为69.9万吨，自足率40%都不到。可就是这不到40%的鱼粉，我国却还是拿渔业的未来换的。

排在我国前面的鱼粉生产大国分别是秘鲁、智利和俄罗斯，他们的鱼粉远比我们来得轻松得多。

秘鲁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秘鲁渔场也曾被折腾得够呛，但秘鲁政府操作得当，渔业资源恢复得还算不错，特别是专门生产鱼粉和鱼油的鳀鱼捕捞业，秘鲁政府这几年一直是捧在手心里的，资源管理做得非常不错。我国进口的140万吨鱼粉，大部分都是从秘鲁进口的。

智利既有丰富渔业资源的同时，又是全球第二大三文鱼生产国，因为人口不多，正好可以把海里的低价鱼做成鱼粉，养成高价的三文鱼出口创汇。

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全球最大的鳕鱼捕捞国，年产量超过300万吨，因为鳕鱼走的是出口欧美的路线，鱼头和内脏没用，正好可以用来做鱼粉，所以鱼粉产业对俄罗斯渔业来说就是个“赠品”。

只有我国，真的是拿“命”在生产鱼粉。因为我国沿海地区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也就催生出了庞大的捕捞业，所以，海里的鱼再多也架不住人多。因为条件有限，我国只能“打包”管理渔业资源——制定“一刀切”的休渔制度，而不是更加精细化的分种类捕捞配额制度，所以，弊端也非常明显。

大鱼用来吃，小鱼小虾用来做鱼粉——这就是我国近海渔业的真实写照。鱼少船多，大家只能大小通杀，不过有水产养殖业在，倒不至于会有浪费。“明面”的小鱼小虾被用来做鱼粉，可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小鱼小虾被或被直接投喂，或打成鱼糜投喂，而这些小鱼小虾可以说都是我国渔业的未来。

改变饲料配方

想要缓解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对渔业资源的压力，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改变水产养殖饲料的配方。可这也是个长期工程。

欧洲的三文鱼养殖业在水产饲料改进方面倒是有可借鉴的地方。因为欧洲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欧洲的三文鱼养殖业从上世纪末开始，就一直在改进饲料配方，减少鱼粉和鱼油的比例。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三文鱼养殖大国挪威三文鱼饲料中鱼粉和鱼油的比例，已经从接近90%，大幅下降至23%左右，大部分都用植物性原料代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渔业资源的依赖。

我国在近几年对水产养殖业的管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自然环境保护层面，对水产饲料还没有明确的规范，所以，我国的饲料企业一直没有改进饲料的“动力”。

当然，想要让我国的水产饲料减少对鱼粉和鱼油的用量，主要还得靠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才行，而且，为了让我国的水产养殖业更好得发展，这个操作无法避免。

控制捕捞量

想要保护我国的沿海渔业资源，控制捕捞量自然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可当下的现实环境并不允许国家进行太过极端的操作。像长江那样的十年禁渔根本不行，哪怕是捕捞量打对折也做不到，因为就算国家想要搞，也没有具体的可执行操作方案。

这几年，我国在控制捕捞量上的做法还是延续之前的温和作法，一边鼓励渔民上岸，一边继续打击非法捕鱼。虽然配额捕捞的区域性试点已经开展了有几年了，但还是处在摸索阶段，因为各项软硬件都还没有达到可以全面开展配额捕捞的要求。

最近这两年，我国各沿海渔业大省在渔港的改造和新建方面倒是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各地都在开足马力建设全新的现代化渔港。新渔港除了能够优化渔业经济，保障渔业作业安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助力渔业资源管理。

几百万的渔船在大海上确实很难管理，但渔船都得回港，如果大部分渔船只能到管理规范的指定渔港卸货，那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渔业捕捞的有效管理。比如国际通行的配额捕捞制度，就是通过对渔船到港卸货量进行管理实现的。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国现在的渔业资源管理工作，就像是在抽丝，快肯定是快不起来，但却也不能停，毕竟，如果把渔业资源当作金山来挖，肯定有挖完的一天，只有把它当作聚宝盆来对待，也就是实现可持续开发，才能让当下的我们和未来的我们都有一口鲜美的海鲜可以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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