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的艰辛历程(微史记 人类抗击癌症的千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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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微信朋友圈被“中国科学家用疟原虫治愈病危晚期癌症!”刷屏。难道“以毒攻毒”真的可以治疗众病之王——癌症?

本期“史说”邀请到《基因传》翻译者、《肿瘤防治研究》杂志编委马向涛,请他来为我们讲讲千年来癌症治疗的变迁。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疟原虫治癌疗法”前传

这不是“疟原虫疗法”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据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该公众号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清华大学教授鲁白、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披露,数十年前,美国的一位外科医生亨利·海姆立克,就力主疟原虫疗法治疗癌症。

海姆立克因发明“海姆立克急救法”,被称为“挽救生命最多的外科医生”。但这位医生却在癌症治疗方面备受争议。1977年,被美国医院解聘的海姆立克,在两间办公室建立海姆立克研究所,力推疟原虫疗法(声称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莱姆病)。据美国杂志《新共和》2007年报道, 海姆立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癌症——尽管他毫无肿瘤学的背景。他的研究被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否定,也在世界卫生组织所属刊物的文章中被称为“暴行”,在美国报道中,他被称为“最高级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皮特·海姆立克谴责其一生是“50年未曾被发现的到处行骗史”。皮特搜集了大量资料与报道,起底父亲这位“了不起的连环骗子”。其中,他特别提到,“我父亲最怪异的事莫过于‘疟疾疗法’,一个宣称通过感染疟疾来治愈癌症、艾滋病和莱姆病的骗局”。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和科学资料,海姆立克于1982年之前提出用疟疾治疗癌症,却在美国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承担风险的医院。1987年到墨西哥做试验,被美国和墨西哥批评,被试验的人五位中一年内死亡四位。据“知识分子”披露,此后,海姆立克辗转到中国,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陈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学界认为,在疟原虫疗法的诊治过程中,需要使用治疗青蒿素或其他药物以灭虫,那么,治疗癌症的疗效,是由疟原虫引发免疫系统工作导致的还是由于青蒿素等药物导致的呢?

临床试验结果为何尚未在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就在公众平台上传播?学界纷纷认为,如此会对公众造成误导。

抗癌的艰辛历程(微史记  人类抗击癌症的千年历史)

海姆立克曾来过中国

不稀奇:科学家用疟原虫治梅毒

对于癌症,我们并不陌生。马向涛研究肿瘤多年。在翻译出版《基因传》后,最近他正要重新翻译《癌症传》。他向记者介绍了这么一组数据:

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由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一般滞后3年,本次报告发布数据为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汇总全国肿瘤登记处2015年登记资料。2015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数约为392.9万例,其中男性约为215.1万例,女性约为177.8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例数约为233.8万例,其中男性约为148.0万例,女性约为85.8万例。

马向涛介绍说,肿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时代,科学家曾经在恐龙化石里发现了肿瘤存在的证据。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医学文献是史密斯纸草书,其作者是生活在公元2625年前的古埃及人印和阗,而他不仅是古埃及旧王朝时代少数几位平民出身的重臣之一,还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埃及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印和阗对于纸草书中记述的第45个病例很可能就是乳腺癌。

癌症是什么?在马向涛正着手重新翻译的《癌症传》这本书里,叙述了人类对于癌症的各种认识。

古希腊人对流体力学了然于胸:水车、活塞、阀门、水槽和水闸……为了解释所有的疾病,希波克拉底以流体力学为基础推出一整套理论:人体主要是由四种被称为“体液”的液体构成,包括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些体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颜色(红、黑、黄、白)、黏性和基本特质。人体在健康状态下,这四种液体处于完全的平衡中。生病时,就会表现为体内某种体液过量,打乱了这种平衡。

马向涛介绍,这种学说被罗马医生盖伦发扬光大。盖伦提出,癌症的幕后元凶是四种体液中最恶性、最令人忧心的黑胆汁。黑胆汁淤滞在某处无从宣泄,所以凝结成纠缠的肿块。

“黑胆汁”学说破产后,人类又提出其他学说。但最终科学驱除了愚昧。人类认识到了癌症的本质,并提出了各种治疗的方法。

而在愚昧期,在治疗癌症方面,以毒攻毒,用病原体,包括致病细菌、寄生虫等来治疗癌症并不算新闻。

在“黑胆汁”盛行的年代,既然黑胆汁凝结成了肿块,那么切除它就成为治疗的不二法门。在没有麻醉药和抗生素的中世纪,大多数外科手术都是在诊所的某个暗室中进行的,更常见的是在一家理发馆的后间进行的——用皮带固定病人,手术刀锈迹斑斑,往往酿成危及生命的灾难性后果。16世纪的外科医生帕雷就曾描述了用煤火加热的烙铁来烧焦肿瘤,或者用硫酸药膏来烧除肿瘤。可怕的是,即使皮肤上一处小的划痕,治疗后也会很快化脓造成致命的感染,人们往往因感染而死。

当然,还可以用铅板压迫肿瘤,种种方式方法不一而足。

对于没有凝结成块的黑胆汁,怎么清除呢?服用治癌药剂,这些药剂包括铅制剂、砷的提取物、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尖锐的象牙、带壳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以及零碎杂凑的泻药和轻泻剂。

17世纪,用螃蟹眼做的糊剂非常流行,能卖到5先令一磅——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的效果。这一时代的药剂药膏与疗法变得越来越奇怪——山羊粪、青蛙、乌鸦的脚、臭甘菊、乌龟肝、圣水。

从1850年至1950年,外科医生向癌症发起大无畏的进攻——剖开身体,切除肿瘤。淋巴系统携带着青白色的水样液体;血管如预期一般充满了血液;黄胆汁存在于肝脏。但是,诱发“癌症和忧郁症的渗透性载体”黑胆汁,却在哪儿呢?

早在希波克拉底时代,西方医学还痴迷于发热疗法。直到20世纪初,奥地利医生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通过给病人接种疟原虫(使得病人发烧)的方法治疗神经梅毒导致的麻痹性痴呆,并显示对梅毒有很好的效果。瓦格纳·尧雷格因此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可是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个方法是错的。发热疗法(包括疟疾疗法)对梅毒无效。有了青霉素后,发热疗法就消失了。

正如同发热疗法的结局一样,以上那些治疗癌症的方法在那个年代肯定是主流的治疗方法,但随着人们对癌症认知的增长,它们慢慢变成了非主流,进而消失了。

抗击癌症,人类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在治疗癌症之路上,人们常常会有偶然发现。如x射线的发现。如一些放化疗药物的发明。这些偶然间的发现改变了癌症的治疗手段。

旅德免疫学学者,科普作家商周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发布的一片文章中提到,一百多年前,美国纽约的医生威廉·科利通过查阅医院的病人档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病例:一个病人的脖子上有恶性肿瘤(癌症),因为不能手术而不得不回家,后来又因为一种链球菌的感染而得了丹毒病,但之后奇迹发生了,病人的恶性肿瘤居然消失了。这个特殊的病例让科利猜想链球菌的感染或可用来治疗癌症,随后他就谨慎地付诸行动。他先给一个不适合做手术的恶性肿瘤患者注射链球菌,结果真的如科利所料:肿瘤变小了。这一结果鼓励他继续在另外两位骨癌患者身上做了同样的试验,但不幸的是这两位患者却因感染而死亡。

科利改变方法,使用灭活链球菌去治疗病人,这样就避免了感染,而且依然对一些癌症有一定疗效,这一治疗癌症的配方被称为“科利毒素”,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得到了推广,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尽管在临床上被证明有效,但因为背后的机理很难被当时的人理解。随着放疗和化疗等效果更好方法的出现,“科利毒素”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后来科学界对免疫学有了更多的认知,慢慢理解了“科利毒素”的疗效机理,科利才被称为“免疫疗法之父”。

抗击癌症,前路依然漫长。马向涛说,人们经常把癌症定义为这个时代的瘟疫。人类一直在试图揭开癌症发病机制的神秘外衣。

随着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于癌症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癌细胞不仅分裂方式与正常细胞相同,并且也会遵循生物学的基本规律:即由一个母细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虽然细胞分裂在正常组织中将会受到严格调控,但是恶性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人类基因组本身并非固若金汤,癌症就是基因突变后引发细胞异常增殖的结果。

马向涛说,我们可以将抗癌原则总结为以下两点:找到防止易感细胞发生突变的方法;在不损伤正常细胞生长的同时清除突变细胞。虽然上述两点看似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任务艰巨。细胞恶性增殖与正常生长在遗传层面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何鉴别是最具重要意义的科学挑战之一。

而面对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疗法,人们该如何客观评价癌症治疗的效果呢?不看广告看疗效。只有有了临床试验数据支撑,才能有客观评价治疗效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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