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说

编辑/木桥说

前言

明朝是中国农业学科发展的鼎盛时期：

一方面，农业学科的技术与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与融合，另一方面，农业学科的书籍也越来越多，但是，明朝政府并没有像元、清那样，编纂出一部规模宏大的农业著作

例如：《农桑汇编》、《《天时》等），同时，根据《明朝本刻综录»、«全明分省分市刻》等文献的记载，政府并没有像明清两代那样，刊刻农业著作。

但是，就官印的观点，作者觉得，明朝官印的数目和功能都严重地被低估了。

鉴于此，我们将一是考察明朝农书官刻的现状，二是将农书看作是“上古科技资料”，而近代的科学技术史论更注重“科学”的传播。

曾雄生，杜新豪，邱志诚，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宋明间关于农业书籍和农业的流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这些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政府对农业书籍的流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研究明朝官刻农书就不仅仅局限在整理方面了。而应当从官刻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对农业文化的影响。

一、关于明朝官刻农书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李致忠对明代的官刻书作了以下的界定：

“所谓官刻，是指明代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地方各省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分巡道、各府、州、县及其儒学。”

由各学院、各郡王府、各郡王府所主办的书籍，或者资助刻印的书籍，因为这种书籍都是由政府各部门主办，或者由政府资助，所以被称为官方书籍。

然而，作者以为，这种界定仍有两个缺陷：

一，诸王府所藏刻书并非与官方所藏，根据陈清慧的考证，诸王府所藏书籍更多地属于私人所藏。

排在第二位。上面提到的官刻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国家机构”负责，一种是由公款刊刻，而不是由政府来负责，比如《松江县志》中的《东吴水利》。

从铭文上看，刊刻的人是直隶松江县令张宗衡，而后来问世的《吴中水利大典》的作者和刻者也都是当地的官员，根据铭文上的记载。

这本书由“钦差镇守粮仓，统领兵马，巡视各郡，监察各郡，统领各郡，张国维编撰，由张氏刊刻。

为什么两部由当地政府刊刻的书，一部被认为是官方的，而另外一部则没有被认为是官方的？从“以公为题”的观点来界定官印也是有其不当之处的。

比如明朝国子监的刻书，就是官方的，不过按照杨军的说法，国子监的书籍并不全是官方的，而是通过拍卖庵寺和监生的捐赠来获得的。

故对明朝官刻书的界定亟待修订：

一方面，藩府刻已不再包括于官方刻本；另一方面，官刻也不再局限于“由朝廷执笔”和“以公款为题篆刻”。

作者赞同刘娇娇关于当地官方刻本的定义。总之，任何由官方组织或担任重要角色的刻书都可以被界定为官方刻书

二、明代农业志官方印刷的发展历程

经过整理，有明时期的官刻农书共有三十九本，其中还有五十一本是可疑之物，按照出版数量来看，明朝时期的官刻农书共有五十六本，而可疑之物共有六十八本。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明朝官刻农书学的发展历程作一深入讨论，自然，其刻者必然是朝廷的官吏，然而，他们又是从何处得来的？大致可分成两种：

一种是由官方亲自执笔或参加编著，据明朝官刻农书整理。

在《农志》作者前面加上“撰刻”，以示《农志》是由刻者亲自编写或负责编纂，但不同官吏对《农志》创作的态度不同，有些官吏的确是亲自书写。

比如袁黄写了一本《宝坻劝农》，上面写着：

“你为宝坻县丞，教农。”还有一些人把以前写过的东西收集了一下，然后刊刻了出来，比如《浙西水利工程》。

编辑姚文灏曾说：“这本书四十七条，笔力所致，删减所致，并不是胡乱所致，和我的同伴详细研究和试验，自然就会明白，所以，不能把所有的意思都说出来。”

不过，大多数人都只是个东道主，像张国维所著的《吴中水利工程大典》就是由他的部属、读书人和当地的贵族组成的。

上面写着：

“蔡藩向茂德提出的关于水利工程的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他的建议，是由嘉定县丞万任和苏庠生王焕如共同提出的。”

第二种是从其他地方获得农业方面的书籍，第一种是从某些政府机关获得农业方面的书籍，比如贾启在引荐郭孟威刊刻«《马政志》时说：

"瀛海郭君来马，留意番人，百废而立，偶然翻看《马政志》，发现其年月已久，其篆刻已毁。

比如吕经在曲靖的时候，他就见过欧阳铎写的那本《利益表》，“偶尔拿出来看看”。二次采购也是官方获取农业类书籍的一种方式。

官方取得农业典籍后，一般不会直接刊刻，而是要经过校勘和订补，因为有些典籍既不是“善本”也不是“定本”。陈子龙曾说过，《农业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文定所著，博览群书，又有自己的见解，虽有一些粗浅之处，但并不完整。

若有重叠而不能删掉，秦相公请子龙修改，又因羞涩而不敏感，又请朋友谢茂才、廷祯、张茂才等，都是才华横溢之辈，任旁搜查校对，子龙为其主笔。然后就是一本完整的书。

这说明“中丞”张国维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很是混乱，最后还是让陈子龙帮他修改了一下，才刊刻成本。

还有的是先贤所写的农业典籍，因现存的木版或古籍年代太过古老，文字脱漏，难以辨认，所以对其进行了修订。

譬如，张世则以“字迹漫灭”为由，重刻«司牧安骥集»为理由，委托其部属「王君玉溪」为校读」，亦可看出官刻农书中的“校勘人”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前一部《陈子龙》还是一部《白》。

而这些人都是《农》中的主要修改者，比如耿橘撰刻的《«常熟县水利学》，就是由“陆化淳，瞿汝稷”和“邑人”共同完成的。

而王世荫撰刻的那本《赈灾筹款简牍》，是由他的部属马茂良和主簿俞开放共同完成的，但这份简牍的好坏，还得根据不同的材料来判断。

有备受推崇的《农业政治大典》，也有《马纪》所刻«齐民要术》，被视为“多有错字、空格、黑钉、错页”

在这些官刻农的著作之中，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之中，都只有一些简单的描述，比如“命工锓梓”、“乃命刻梓”、“命工翻刻”之类的字眼。

首先，《农业》的真正刻者，被称为“匠人”，在《山东布政司的《农业》中，有两个被称为《农业》的作者，分别是“刊字匠”和“画匠”

三、推广农业技术

阎瑞雪对宋朝医药文化的研究表明，“药方是医药文化的一个主要传播载体。许多人想要获得医药方面的专业，都需要看书。”

下面将探讨官刻农书籍在推广农业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将从明朝官刻农书籍推广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在农业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

而在这五本农业类书籍中，有不少都是由人撰写和出版的。白馥兰则主张，私人所著的《农学》与官方所著的《农》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也就是大多数的官制农业书籍都是以“教化”、“农政”为主要内容的。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官刻农书学中，即“教化”之流传，以实现“世上没有不能被人所改造”之目标。

其次，我们探讨了官刻农书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这一特点表现为官刻对先人所创造的农业技术的继承和传播。第一，明代官方重印先秦农业典籍，从时空上对先秦农业典籍进行了传承和推广。

在古代，这个世界上的科技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即使是在明朝，在将近一千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的《齐民要术》，在那个时候，它还被公认为是“训农，富强之术”。

按照张国维的说法，“贾氏所传，乃宋遂之密，非督抚官，不可得，故而有误，故为伪品。”

于是，明代湖湘所刻的《齐民要术》成为明代各种版本的“传世之作”，后人私刻的《金匮要术》等都是从这个体系中流传下来的。

类似于王祯《农》中嘉靖九年由山东布政使团出版的《农》一书中有一句话：“可惜《农》已有多年未印，民间也少有人看过，但仍有抄写。”

通过官刻农书，可以使农业学术私有的“公共化”。比如，卢翰先生所著的《每月大全》，就是因为他对《农民》中“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感到不满意，才以每月大全为“家塾”而补充内容。

而刻者王道增和卢翰的“同邑”则在前文中说：“这本《大全》的记载亦有志于让梓文广泛流传。”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本《农》在写成以后，传播的圈子就局限在卢翰的朋友周围，王道增以浙江总督的身份刊刻这本《农》，将这本《农》从民间“公共化”，从而使它脱离了原来的圈子。

同时，也使得该书所记载的农业技术，不但可以满足“家塾”的需要，还能起到“有补于世”的效果，这就是刊刻《济贫本草》的又一代表。此书第一次是由永乐四年的周藩所印，这个译本没有在民间流通，大概只有在藩府才有藏。

嘉靖四年，李濂又找到了《赈灾本草》两册，这两册《赈灾本草》，为永乐年间周藩集来刻之者，如今已毁，洪家人用膳时，从汴中寻得一册好书，晋台总督石冈蔡公，见状，嘉之，报给大都史蒙斋，公道：《赈灾本草》两册，便传给了洪，并命洪作了序言。

所以，官刻的农业书籍能够拓宽一部分原本的私人农业书籍的交往范围，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个交往范围的拓宽，常常与农业书籍的跨区域流传相关联。

例如，《月令》发源于南直隶凤阳，但其官刻地为浙江省，《济荒》发源于河南开封，但嘉靖时再版于山西

官刻农书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地农业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按照以往的研究者们的调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并且曾雄生也以苏轼为例进行了分析。

指出人才流向：“尤其是由江南向北的学者，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杜新豪还认为，江浙地区是明代农业发展的鼎盛之地，是我国农民文化输出的重要地区

结语

综上所述，这篇文章探讨了明朝的官刻以及它所承载的农理学的传播，根据所搜集的资料，一本农理学的官刻经历了搜集、校订、刊刻、流传这四个过程。

这些过程的参与者并不只是那些主管刊刻的官吏和他们的属下，还有那些没有官职或功名的监生、士子也都会参加。

换言之，农书的官刻需要一定 的人际网络:一方面，农书在这一网络中流传，使得官员 得以接触到它们另一方面，官员决定刊刻农书后，同样 需要依赖这一网络进行校订、梓刻以及传播。

参考文献

1.劝农宝坻传

2.中国史学

3.中国农业文献

4.四库目录